第1章 总序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千百万先烈前贤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百年巨变、民族复兴，推翻了帝制，肇始了共和，击败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赢得了尊严，不再受辱。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教兴国，生产力大发展，告别了饥寒，实现了小康。工业化雷鸣电掣，现代化指日可待。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忆百年前之清末，从慈禧太后到满朝文武开始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办“洋务”，派留学，改教育。但时机瞬逝，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运动，民情激昂，吁求“德、赛”升堂，民主治国，科教兴邦。接踵而来的，是18年内战、8年抗日和3年解放战争。恃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负笈留学或寒窗苦读，多数未遇机会，辜负了碧血丹心。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主持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国立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设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4个研究机构，标志着国家建制科研机构的诞生。20年后，1948年3月26日遴选出81位院士（理工53位，人文28位），几乎都是20世纪初留学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祖国，成为大规模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第一批领导骨干。国家按计划向苏联、东欧各国派遣1.8万名各类科技人员留学，全都按期回国，成为建立科研和现代工业的骨干力量。高等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0所增加到600多所，年招生增至28万人。到21世纪初，大学有2263所，年招生600多万人，科技人力总资源量超过5000万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才达1600万人，已接近最发达国家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长为科技大国。年产钢铁从1949年的15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粗钢6.8亿吨、钢材8.8亿吨，几乎是8个最发达国家（G8）总年产量的2倍，20世纪50年代钢铁超英赶美的梦想终于成真。水泥年产20亿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产量。中国已是粮、棉、肉、蛋、水产、化肥等世界第一生产大国，保障了13亿人口的食品和穿衣安全。制造业、土木、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电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正迅速逼近世界前沿。“两弹一星”、高峡平湖、南水北调、高公高铁、航空航天等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无可争议地表明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全国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实现工业化是当务之急。大规模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大科学工程、国防工程等是工业化社会的命脉，是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科学院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学部委员（院士）认为，为了顺利完成中华民族这项历史性任务，必须提高工程科学的地位，加速培养更多的工程科技人才。中国科学院原设的技术科学部已不能满足工程科学发展的时代需要。他们于1992年致书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建立“中国工程科学技术院”，选举那些在工程科学中做出重大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院士，授予终身荣誉，赋予科研和建设任务，指导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对国家重大工程科学问题提出咨询建议。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1993年决定建立中国工程院，聘请3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遴选66名院士共96名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4年6月3日，召开了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选举朱光亚院士为首任院长。中国工程院成立后，全体院士紧密团结全国工程科技界共同奋斗，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比欧美落后了200年，虽然在20世纪有了巨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还需要数代人的持续奋斗才能完成。况且，世界在进步，科学无止境，社会无终态。欲把中国建设成科技强国，屹立于世界，必须持续培养造就数代以千万计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服膺接力，担当使命，开拓创新，更立新功。
中国工程院决定组织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系列丛书》，以记录他们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传承他们治学为人的高尚品德、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他们是科技战线的功臣、民族振兴的脊梁。我们相信，这套传记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 ，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路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
第2章 序一 顾诵芬
在管徳同志80华诞，也是他从事航空事业60周年之际，中航工业科技委和601所为他编写了这本传记，这是很有意义的事。
管德同志一向谦虚，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自己所从事的学术专业领域静下心来默默耕耘，不求名、不求利，从不张扬，所以他的事迹很少有人知道。但他为我国航空科研和飞机设计事业做出的贡献和取得的业绩，应该为我们的青年一代科学工作者所了解，他为航空事业的奉献精神以及他的为人和品德，非常值得每一个人学习，也是我们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所必需的。
我同管徳同志共事了30年，交往了60年，在与编写组同志交谈的过程中，我回忆了与管德同志交往的经历和情谊。编写组邀我为传记作序，自忖笔拙，怕写不好，但为了让年轻同志更多一些了解管德——这位新中国自己培养造就的科学技术专家的成长历程，所以还是勉力而为，写就此序。
我同管德同志共事始于1956年冬，当时正是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航空工业也要从仿制走向自行设计的时期。1956年8月，按照上级决定，在沈阳112厂成立以徐舜寿同志为首的飞机设计室。当时，在北京二机部四局（航空工业局）机关的很多科技人员闻讯后，都急切希望到沈阳来参加飞机设计工作。当时的管德已是局党组关键部门的一名科级干部，按现在某些人的观念，这应该是一个很值得留恋的职位，可是他放弃了官运仕途，来到沈阳从头做起。
管德刚进入飞机设计室时，徐舜寿同志对他是否能干得长还有些怀疑。徐舜寿与管德约法三章 ，要他做好“六分业务、四分秘书工作”的思想准备。管德一来，徐舜寿没有让他从事飞机总体设计或气动方面的工作，而是安排他画飞机外形模线，即用二次曲线将飞机布置好的固定点连起来。求解二次曲线的各项系数是非常繁杂的，当时没有电子计算机，只能靠手摇计算机，一算就是一整天，甚至于晚上还要加班。大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将歼教1飞机的外形基本确定。此时，徐舜寿已经在考虑歼教1这种亚声速飞机必须考虑的颤振问题。我当时担任设计室气动组组长，徐舜寿的意见是把管德调到气动组，专攻气动弹性。
那时国内大专院校都还没有设置气动弹性专业课程，更没有做过实际工程工作的人，所以飞机设计室建立气动弹性专业只能靠自己努力。徐舜寿拿出两本刚出版的英文气动弹性专著，要管德和他一起看，每周六下午同他一起讨论。以后凡有国内外气动弹性专家来沈阳，他都要让管德去见。他们不仅做计算，同时也注重试验。当时飞机设计室别的试验手段还没有，却买了地面共振试验用的传感器。通过徐舜寿和管德近两年时间的努力，最终保证了歼教1飞机的颤振安全。
1958年后，管德同志又转向超声速歼击机气动弹性问题的研究，他不仅带领团队进行繁琐的数值计算，同时也开始了高低速风洞试验研究。
管德非常注重专业知识的积累，密切关注着国际气动弹性专业前沿技术的发展。他有一个破笔记本，大概是从1959年困难时期开始用的，笔记本活页纸都是灰色的再生纸。那时候沈阳能看到的技术资料很少，他每次经过北京，总要去科技情报所和国防科技情报所查找资料，然后分门别类把文献目录摘抄在笔记本上。他自己曾说过，那个本子上收集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气动弹性领域的文献目录，他感到获益匪浅。我最后一次看到他那个破本是在80年代，已有一寸多厚了。从民航局退休后，他还经常到628所借文献、看期刊，特别是美国航空航天学会的AIAA Journal（美国航空航天学会学报）。
他的刻苦钻研使他领导的飞机气动弹性设计研究工作总能跟上技术发展的前沿。20世纪80年代初，他为歼8Ⅱ建立了检查气动伺服弹性稳定性的阻抗试验设备；90年代，他开始应用芯片传感器研究颤振的主动抑制；21世纪初，他又开展了变体飞行器的研究。
在他担任112厂总工程师期间，尽管工作繁杂，日理万机，但他还是尽量安排好工作，争取到3个月的时间去西德宇航院学习和研究国外颤振研究领域的新方法。
在离开沈阳后，他始终与总装气动协作办公室保持联系，在当时航空工业系统内没有人牵头的情况下，主动承担了多个颤振研究课题。
1985年，他担任了北航兼职教授。一直到他担任民航局副局长后，即使工作再忙，他每周一定要抽一个晚上，给北航气动弹性专业研究生讲课。
总之，他对飞机气动弹性专业真正做到了锲而不舍、孜孜以求。正是由于有了丰厚的知识和经验的积淀，才使得管德在解决新飞行器气动弹性问题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在歼8飞机设计中，他基于对歼7机翼颤振特性的“摸透”，果断决策歼8机翼刚度无须成比例增加，最终使机翼重量没有成倍增加，保证了歼8飞机得到优异的高空高速性能。
1971年，歼8飞机试飞中，在排除了马赫数0.86抖振、准备超声速时，发生了马赫数为1.24的横侧剧烈振动，一时间大家有些茫然失措。关键时刻，管德冷静思考，凭着丰富的气动弹性知识，提出该现象是方向舵嗡鸣所致。果真如他所料，按照他的建议，马赫数为1.24时的振动问题很快得到初步解决，歼8飞机得以顺利进行试飞。歼8飞机设计定型前的大表速颤振试飞也是他亲自参与完成的，所以他在新机气动弹性设计和试验方面走了一个全过程。以后国内其他重点飞机型号的气动弹性关键性难题的解决，也都有他的参与和贡献。
他在飞机气动弹性专业方面不仅是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应用于解决工程设计、试验的实际问题。在航空工业某型空空导弹的最终定型中，他为研制单位解决了气动伺服弹性问题。他还曾担任航天系统某型导弹研制的咨询顾问。他在20世纪80年代开发了我国自己的气动弹性分析软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气动弹性专业在整个飞机设计工作中虽是很小的一部分，但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然而对型号研制成功后的奖励中，往往由于获奖人数有限，所以名单中常常看不到从事气动弹性专业的同志的名字。管德甘当无名英雄，对此毫无怨言，始终如一地对技术精益求精，为我国新飞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尤其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管德同志不仅自己对气动弹性专业知识深入钻研，而且非常重视教书育人，为祖国飞机气动弹性专业带出了一支人才队伍。如601所气动弹性组的技术人员是他在工作实践中传帮带出来的；沈飞公司副总经理鹿道发，在他的直接指导下，解决了歼教6带副油箱的颤振问题。他指导的研究生中，唐长红同志已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管德同志天资聪颖，思路敏锐、有条理，不仅在气动弹性专业方面术业专精，而且在型号研制的管理方面也成绩卓著。1982年，他被任命为112厂总工程师时，我为他捏把汗，很担心他长期在研究所工作，对大型企业管理缺乏经验。可是他去后不久，很快就把112厂研制歼8Ⅱ飞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他还改善了技术人员的住房条件；建立了主管工程师办公室；在工厂绘图机不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采用将在沈阳算出的模线数据送北京625所绘成模线带回沈阳的办法，大大缩短了歼8Ⅱ生产准备时间。对歼8Ⅱ研制关键的大锻件，他多次亲自去北京催办，晚上从沈阳走，第二天白天在部机关办事，第三天早上直接回到沈阳工厂后立即召开生产会。他以精湛的管理艺术和忘我的拼搏精神，带领厂所联合歼8Ⅱ飞机研制团队，比计划提前3个月实现了首飞。
20世纪80年代，他服从中央组织部的决定，去民航局担任副局长。当时民航系统接连发生飞行事故，他去后参与了整顿工作，很快就从源头遏制了事故多发趋势。
管德是一位具有崇高信仰和坚定原则的优秀共产党员。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很大冲击，但他坦然以对。被“解放”后不久，他又被派去带知青到农村插队，他都能尽心尽责，处置很好。
他生活一贯简朴，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特殊要求。在担任112厂总工程师以后，他还住在601所宿舍，每天一早骑车约半个小时去工厂上班，当时工厂已安排汽车接送，但他没有享受这个待遇。
1984年，管德刚就任三机部科技局局长时，机关行政部门没有安排住房，他还是住在位于小经厂的112厂驻京办事处。有时下班晚了，食堂已关门，他经常就买两个月饼充饥。他几十年如一日，就这样无怨无悔地努力工作着。
他还能针对群众的具体问题开展思想工作，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我任112厂飞机设计室气动组组长期间，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组里的同志有不少意见。他来到气动组并担任党小组长后，帮助我协调各方面矛盾，很快就使设计室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在我担任601所总师期间，也存在很多人际关系问题，当时他任副所长，问题只要到他手里，很快就会得到妥善处理。应该说，歼8、歼8Ⅱ的研制成功，他都起到了决定作用。
管德不仅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而且非常关心同志、爱护群众。
20世纪60年代初是生活最困难的时期。设计室主任徐舜寿生病住院，叶正大带领设计室大部分同志去112厂参加质量整顿，帮助重新发歼6飞机的生产图样。党支部要他负责管理40～50名设计室留守人员。当时去参加发图的同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好，而留在设计室的同志则生活条件很差，办公室窗户玻璃破碎了都得不到修理，大家每天就在阴冷潮湿的办公室中工作。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粮食供应量低，副食、蔬菜几乎没有供应，大家都吃不饱。在这种情况下，管德同志挺身而出，与工厂领导和有关部门交涉，修缮办公室门窗。缺少窗户玻璃，就用层板钉上。为解决大家吃饭问题，哈军工的同志捐赠了一些粮票，管德除认真、仔细地将这些粮票在同志们中进行调剂分配外，还组织大家培育小球藻等代食品……总之，尽管条件十分困难，在管德的领导下，留守设计人员不仅生活安定，而且还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
管德同志一贯淡泊名利。
1992年底，中国科学院遴选学部委员时，他被民航局推荐为学部委员候选人。此事他从未向我提及，所以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一直到召开评议会时，学部要我介绍他的情况，我才看到中国民航局报送的推荐材料。其中主要谈到了管德在民航局改革发展中的贡献，科技方面谈的不多。我在介绍中主要讲了他在气动弹性专业学术和工程应用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以后的学部大会上，有人提问，既然在学术方面这样有成就，为什么要去民航局任副局长？这个问题影响很大，因为学部委员们对社会上存在的学术上略有建树就放弃科研而去当“官”“学而优则仕”的现象非常厌恶。面对如此发问，当然不是我能回答得了的。应该就是由于这一原因，管德没有能够当选，但他坦然处之，毫不介意。
管德的态度与今天某些人为谋取院士地位，不仅在所在单位到处游说，而且本人也四下找关系、托人情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1994年，组建中国工程院时，民航局推荐管德为筹备组专家。在遴选首批院士时，他细致深入、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为保证工程院首批院士遴选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筹备组成员并非都能成为院士，在这次评选中，管德没有任何争议地被大家一致通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的首批院士。
作为一名技术专家，他敢于讲真话，敢于坚持原则，决不随风倒。
20世纪70年代末，在讨论是否仿制米格－23飞机时，他敢于向副总理一级的领导人陈述不同意见。90年代，在政府高层研究确定干线飞机型别时，他根据民航发展实际情况，直言不讳，当面向主管该项工作的国务委员提出了不同意见。
管德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飞机气动弹性专家，在他身上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在与他共事的40年中，我深感得到了他的有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祝管德同志健康长寿，合府安康，继续为国家的航空事业做出新贡献！
第3章 序二 褚晓文
中航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已成立51年。多年来，风雨兼程，“航空报国、强军富民”的崇高理念，在研究所一脉相承；“敬业诚信、创新超越”的高尚精神，在研究所薪火相传。以5位院士为代表的一大批航空科技英才，见证着“战斗机研究设计的基地、航空英才的摇篮”的巍巍盛名，诠释着航空报国、创新发展的不懈追求。
管德院士是航空科技精英中的一位杰出代表，是我国著名的飞机气动弹性专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系统工程管理专家。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我国航空领域已经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在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奋斗了23载，曾担任副总设计师、副所长。他先后任沈阳飞机工业公司总工程师，航空工业部科学技术局局长、航空工业部总工程师、航空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航空研究院院长，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曾任全国政协第八、第九届委员，中国工程院筹备委员会委员。1994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986年至今兼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他曾经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套可用于超声速飞机设计的气动弹性计算和试验方法。他主持的《高速歼击机的气动弹性分析》《航空结构分析系统》，分别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在歼8飞机的研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管院士在担任我国航空和民航的重要领导职务后，仍未中断气动弹性领域的研究工作，撰写出版了《非定常气动力计算》《飞机气动弹性力学手册》等重要专著。
如今，80高龄的管德院士还在航空战线上继续前行。“现在，我这个气动弹性还有新的题目，我在带研究生搞，以前没人搞过，有难度。”他如是说。
读罢管院士传记，我们可以看到他心系航空，献身于祖国航空事业的奉献精神，为我国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建功立业；看到他勇于创新、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力推航空工程新学科建设；看到他在工程研制过程中最早使用系统工程理论、科学的管理方法取得的巨大成就；看到他既是管理方面的英才，又是飞机设计气动弹性专业顶尖级的专家。
管德院士亲自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今天和以后的人都会去读。他还在以顽强的生命力和昂扬的斗志做着一件又一件有着深刻意义的事情，今天的人们在写，以后的人们还将会继续书写！
第4章 引子
2007年11月27日，当前中国互联网综合服务的主要提供商之一的腾讯网邀请了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气动弹性专家做客院士访谈栏目，主持人郭桐兴一如前几十期节目一样，对嘉宾表示欢迎并向网友做了介绍。
坐在主持人一侧的嘉宾年过古稀，带着一副宽大的深色边框眼镜，精神矍铄、面容慈祥，微笑中透出自信、坚毅。面对主持人的提问，他侃侃而谈。
节目进行中，院士嘉宾的话引起了主持人的一个联想：
您说这个我们想起来了，我们坐飞机的时候看着那个飞机（的机翼）是翘起来的，而且翅膀各个部分都有变化。
这可能是所有乘坐过大型客机的有心人都会注意到的现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乘坐飞机出行的人越来越多，在享受着现代航空科学技术带给人们极大的便捷舒适的同时，也有不少乘客对飞机的安全表示担忧。在民航论坛上，有一位网友的帖子与主持人的观察结果相似：
2007年5月3日乘坐××公司的波音737－800飞机由长沙飞昆明旅游。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很害怕，一个是飞机看起来比较旧，另外整个飞行过程中气流颠簸比较厉害，可能碰到10次气流了吧，飞机总是在摇摇晃晃。这些倒是正常的，关键怕的是我正好坐在机翼旁边，我发现飞机整个机翼（飞机左右两个大翅膀）居然在上下左右晃动（主要是上下振动），有点像鸟儿飞的样子（当然只是轻微晃动），我一直怕飞机翅膀会在飞行中突然掉落！大家不要误会，大机翼上有个可以活动的部位可以控制气流的上下活动是正常的，关键是整个机翼都在晃动，我问了其他一些人说大飞机的整个机翼应该是不会动的。我现在就是想问，这个现象正常吗？是不是因为飞机陈旧造成机翼不稳还是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如果是飞机本身的问题，希望××公司立即检查修理，不然让翅膀在飞行过程中掉了就不得了呢！
主帖一出，跟帖近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不乏具有航空和飞机设计知识的网友，但也许要说清楚这样的问题太过专业，因此解释显得过于简单，而调侃打趣者居多。
腾讯网院士访谈栏目的主持人要比这位网友幸运得多，他的面前坐着的是一位院士级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也许是考虑到网络受众年龄层次、知识层次和对航空科技知识了解程度的不同，他用尽可能浅近、直白的语言解释着复杂的航空科学理论和术语：
……你趴在窗户那儿看着，它不会老老实实在那儿待着，它还会抖，它抖得厉害了，等于是汽车的弹簧软，这样飞机里坐的人就感觉比较舒服了。通过调整翅膀的角度可以提高乘客的舒适度。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机翼也不能无限制地软，软得厉害了，它就断裂了，强度不够了。所以又要保证它能够承受这么大的力，然后它的变形量又要给得还可以，让坐在飞机里面的人比较舒适。飞机设计的时候要想这个事，先有一定的强度，又要有适度的变形，碰到湍流以后，它能够起一个弹簧的作用，让乘客比较舒服。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乘客舒服，就是在机翼上搁一个可以偏转的舵面，通过传感器，感受气流的运动，然后它通过舵机产生相反的信号，让那个舵面运动以后，这个舵面控制它，一个往上，一个往下。这样的话，等于是你虽然很乱，但是机翼感受不到。
……这样座舱里的客人感觉比较舒服，机翼也没有那么大的变形了。这种东西在现在比较新的课题里面，有的已经在用了，就是为了改善这个环节，这叫湍流响应的主动控制。
主动控制湍流响应，机翼变形也小一些，旅客也感觉比较舒服些。
要完全理解他的讲述，首先要了解人类利用任何材料制造出的任何一种结构，都不可能是绝对刚性的，也就是在外力作用下，任何材料和结构都不可能保持几何形状绝对不变形。飞机也不例外，在飞行中，飞机的机体——机身，尤其是机翼，在空气动力作用下必然会发生弹性变形，也就是前面这位网友看到的机翼随气流出现的振动。这种弹性变形使飞机的气动外形有所变化，影响到空气动力随之改变，从而又导致进一步的弹性变形，由此形成了结构变形与空气动力交互作用的现象。在航空技术中，将这一学科称为气动弹性力学（注）。
在1903年12月17日，美国的维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兄弟制造的世界上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飞行者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飞上了蓝天。“从固定翼飞机问世的第一天起，就遇到了气动弹性的问题。”（管德《非定常气动力计算》）
20世纪初，美国科学家S.P.兰利（Langley）制造了安装活塞发动机的飞机，但在1903年的两次试飞均遭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的汉德利－佩奇（Handley-Page）轰炸机又因机身扭转刚度不够，发生了尾翼颤振。
“为了分析这些问题，开始了第一批的飞机气动弹性研究。G·布鲁尔（G·Brewer）在1913年发表了关于兰利飞机机翼扭转发散的研究报告。F·W·兰彻斯特（F·W·Lanchester），L·贝尔斯托（L·Bairstow）和A·费奇（A·Fage）在1916年发表了关于汉德利－佩奇轰炸机尾翼颤振的研究报告。
“20年代，单翼机问世。对于扭转发散和颤振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管德《非定常气动力计算》）
“20年代，单翼机问世。对于扭转发散和颤振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管德《非定常气动力计算》）
50年代，新中国为发展航空工业开始自主设计飞机，1956年组建了中国航空工业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的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1961年，按照中央决定，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简称六院）成立，沈阳飞机设计室与空军第一研究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的飞机设计研究机构合并组建了六院一所——现在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代号601所）。
由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领衔的飞机设计室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是歼教1飞机。徐舜寿以其对航空科技发展的敏锐观察，确定了将气动弹性问题作为设计接近或超过声速飞机必须研究的关键技术之一。
沈阳飞机设计室和以后的601所是一个人才荟萃的集体，除了主任徐舜寿、副主任黄志千之外，还有陆孝彭等在美国、英国著名飞机公司从事过飞机设计的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以及叶正大等曾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制造的赴苏留学生。徐舜寿在倚重这样一批当时中国一流的飞机设计专业人才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年轻一代中的技术骨干。为解决颤振问题、培养气动弹性力学方面的技术尖子，他从平均年龄22岁的技术人员中，选择了清华大学毕业生管德。
半个多世纪以后，2007年的这一天，管德以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气动弹性专家的身份接受了腾讯网邀请，坐在了院士访谈主持人郭桐兴旁边的嘉宾位置上。
注释：
气动弹性力学（Aeroelasticity）。研究空气动力与航空器结构变形相互作用及其对飞行及结构强度影响的交叉学科。飞机结构在空气动力作用下会产生变形，这种变形反过来又使空气动力随之改变，从而导致进一步的变形；这样就构成了气体、固体耦合的气动弹性现象。气动弹性不仅对飞机的载荷分布、操纵性、稳定性有显著的影响，而且会产生一系列静态和动态失稳问题，严重时会使结构破坏，造成飞行事故。因此，飞机设计必须考虑气动弹性问题，在飞机强度规范及适航条例中对此都有专门的条款及规定。在气动加热严重的情况下，个别部件还需要考虑热气动弹性问题。（《中国航空百科辞典》）
第5章 家世与童年（1）
父亲
管德的父亲姓尹，名凤鸣（1890—1964），享年74岁。
坊间流传的一份《民国职官年表》中，将尹凤鸣写为合肥人，网上流传的资料也有写为河南开封人，这都不准确，尹凤鸣的祖籍为江西。
尹凤鸣属清末留日武备生。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日本向西方学习，经过明治维新后，国富兵强，因而主张效法日本。与此同时，清政府实行清末新政。为培养新政人才，吸取日本新政经验，也大力提倡、鼓励官费、自费并举赴日留学的政策。1905—1906年，中国人留学日本达到高潮。由于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等因素影响，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到8000多人。
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学习武备始于1898年。凡到日本学习陆军的中国留学生，须先入有军官摇篮之称的成城学校。该校创办于1900年，1903年改名东京振武学堂。中国学生进该校接受预备教育的时间为16个月，之后分配到陆军连队（团），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接受一年的正式教育，然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接受一年的后期教育，修毕士官课程，再入连队任“见习士官”半年，最后取得士官资格，以“少尉资格录用”。
尹凤鸣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注1）第八期（1909年12月—1911年5月）毕业生。从日本回国后，尹凤鸣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任教官。1925年3月13日，在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4年以后，他被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授予陆军少将。（资料见辛亥革命网站）
保定军校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学制最正规的军事学府，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停办于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是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引进东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军事教育体制、编练新军的基础上创办的。1912—1923年期间，保定军校共办9期，毕业生有6300余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黄埔军校教官。在北洋政府、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阵营都有保定军校毕业学生。短短11年的9期毕业生中培养了后来成长为少将以上的将军达1700余名，其中不乏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管德记得父亲生前对他讲过，在保定军校当教官时，白崇禧、唐生智等都是他的学生。
由于“校内失和、战乱频仍、经费不足和军阀对军校施加消极影响”等具体原因，保定军校停办了。在那以后，尹凤鸣转入东北军张作霖麾下。他之所以到东北，显然与同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毕业的杨宇霆（步科）（注2）、于珍（步科）有关。当时这些人都为张作霖重用。杨宇霆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兵工厂总办、奉军第三和第四军团司令、江苏军务督办、安国军参谋总长；于珍历任奉天陆军补习学堂监督、陆军第二十九师参谋长、黑龙江督军署参谋长、奉军第八军副军长、东北陆军第十师师长、第十军军长等职。尹凤鸣去后，在东北军司令部任军务处处长，这应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
据记载，1925年3月13日，尹凤鸣被任为北洋政府陆军部参事。
1928年2月，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改变了孙中山的革命政策，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东站三洞桥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同年10月，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正式“易帜”，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在帅府会客厅东大厅（老虎厅）被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
管德曾经说到这一历史公案：
张学良杀杨、常等人，并没有先宣布什么罪状。
杨宇霆这些张作霖时期的“老臣”，历来看不起张学良，这应该是他们被杀的原因。
——管德访谈（2012年5月）
除了以上管德所说的原因和其他一些复杂的政治因素外，杨宇霆的脾气秉性和处事风格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1925年9月中旬，杨宇霆作为江苏军务督办进入南京，尹凤鸣是作为他的军务处处长随行。有一部《张宗昌全传》（苏全有著）中写到一个情节：“陈调元（时任江苏帮办兼江苏第四师师长）向张作霖献媚，愿把他的军队编入东北军，由南京来电请领编入东北军的番号。杨宇霆气量狭小，竟用张作霖名义复电批驳陈的要求，使陈扫兴。陈调元又来电请领军用乘车证，军务处拟好复电准予发给，称呼陈为‘帮办’，杨宇霆用笔把‘帮办’两字勾去，改称‘师长’。军务处处长尹凤鸣说：‘陈是帮办。’杨宇霆说：‘你不必管，什么帮办。’这又使陈不快。”
这一段历史，尹凤鸣曾经在1963年7月28日写过一篇文章 ，题目是《杨宇霆督苏失败之经过及其前因后果》，其中讲到杨宇霆在赴任前，对当时的各方面情形分析考虑之后，“做出自力应付之策”。其中有一条是“作为对于陈调元等的小集团釜底抽薪之计，调镇威军总司令部军务处长尹凤鸣随同赴苏，将任以江苏省四路要塞总司令，整顿要塞各机构，扩充炮位火力，俾能切实控制由宁至沪的长江水面，一旦有事，可以限制中央海军的活动，以确保南北两岸的交通，并于各路要塞各增附步兵一个团，以防中央海军陆战队登陆扰动。”
在金陵兵工厂（原名金陵机器制造局，1929年6月改为金陵兵工厂。原址现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所属的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史料中记载：“1925年9月尹凤鸣为总办。1926年4月李斐然为总办。”可见杨宇霆一到江苏即安排尹凤鸣担任了金陵兵工厂的总办。
在尹凤鸣的这篇文章 中，也有“杨素来骄傲自负，也不肯示弱于人”等字句，说明他虽然听命于杨宇霆，但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见解。后来杨宇霆从江苏撤回，经过徐州时，将尹凤鸣留在徐州“办理撤退未了之事”。
尹凤鸣属于奉系元老杨宇霆一派，杨宇霆被杀以后，他被调往北京，在陆军被服厂担任督办。
管德回忆：
蒋介石曾将父亲请到南京，想给派个什么差事，他不干，去了南京后很快就回来了。我记得他对母亲说过，南京官场里钩心斗角，人际关系复杂，太过龌龊，所以他不想在南京待下去。
回到北京后，蒋介石还给他安排了一个什么职位，具体做什么我不知道，只记得为上任还特意做了一套中山装，但他只在就职那天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开始还给他保留有一份薪水，说可以不来上班但每个月去拿钱。时间不长，人家还是把他免了，从那时起，他就跟军政两界脱离了关系，彻底从官场退出了。
那一年，父亲40岁，以后家庭生活来源主要靠房租。父亲曾说过，他在担任陆军被服厂督办时攒了一些钱，用来买了一些房子，就在北新桥一带。一直到他去世，都依靠出租房产维持生计。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曾经有着显赫经历的尹凤鸣，出人意料地做出了一个决定，退出军界和官场，开始过着寓公的生活。没有留下任何解释，也没有对家人做出任何说明。
然而尽管淡出军界，他在军界的余威尚存。管德记得很清楚：……解放前夕，国民党要跑的那一年，国民党兵在北京乱占房子，见我们家房子大，就要进来住，在门口吵吵嚷嚷，父亲听见了出去对他们说：“你去找你们的白长官去！”这些兵一听他这样说，直管他叫太老师，再也不敢来了。
我父亲就是这么过的，解放后算他为房产主，没给定他反动军官。也是因为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与军界、政界都没有干系。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给尹凤鸣带来了希望，沉默近20年的尹凤鸣接受了共产党政府的统一战线政策，他开始参加一些会议、活动，并积极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由此可见，他与国民党军政两界脱离关系并非遁入空门，而是出于对龌龊的官场表示厌恶。
建国之初，社会各界的思想都非常活跃，当时的社会名流、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在参加社会活动中总会发表一些跟执政党主张不大一致的意见。尹凤鸣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桀骜不驯，他不唱赞歌，只是对政府的举措发表一些意见，这应该是冀求社会完美的理念所致。这样的言行和风格显然不合时宜，也影响到了新政权对他的安置。按照资历和影响，原本可能有安排其参与更高层次资政工作的考虑，而最终仅让他担任了区一级的政协委员。
做寓公、靠房租为生，租房者的经济状况直接影响房东的收入。
管德回忆：
主要就吃房租，解放以前老百姓穷，给不起房租，我们也毫无办法，就受穷。解放以后，政府会管，房租钱月月都照给，家里收入就很多，那几年境况最好。后来就公私合营了，只拿定息。但那时候我们兄妹几个经济都独立了，两位老人也没多少花销，所以家境也还可以。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尹凤鸣于1964年因病去世。因患阑尾炎，家中为父亲请来一位熟悉的大夫。这位医生违反“急性腹痛在没有确诊时不能吃止痛片，更不能打止痛针，同时严格禁食，以免掩盖重要的症状和加重病情”的常识，只是简单问了问病情就说：“腹部疼痛就打一针止疼针吧！”一针下去，虽然止住疼痛，但等再次疼痛发作送到医院时，原本通过手术可以治愈的阑尾炎，已转为弥漫性腹膜炎，最终没有能抢救过来。
管德对此感到惋惜：
父亲的身体本来是很好的，由于这样一次误诊，只活到74岁。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注释：
1.日本士官学校的前身是创建于1868年的京都兵学校，1869年迁往大阪，称为大阪兵学寮。1871年迁往东京，称为东京兵学寮。1873年海军兵学寮成立后，改称为陆军兵学寮。1874年，根据《陆军士官学校条例》正式建立陆军士官学校，是日本陆军培养初级军官的学校。
从1898年开始，日本接收清政府派出的留日士官生，第一期毕业于1901年11月。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中，有一份资料介绍：“近代中国军事人才的最主要来源可以分为4个部分，即留日士官生，保定军校生，黄埔军校生，此外还有一些地方讲武堂毕业生。其中以留日士官生发端最早，时间也较长，从1898年第一批留日士官生赴日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计有29期、1600余人。虽然留日士官生的总体数量不及保定和黄埔学生，但是其历史作用却不容忽视。作为一个最早接受近代军事教育的群体，留日士官生在清末至民国初年的中国军队近代化过程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使中国军队不仅从装备上，而且从编制、训练、体制和思想上从中世纪走向了近代。
不论是著名的保定军校还是更加著名的黄埔军校，在其创建者中，我们都不难看到留日士官生的影子，而那些地方讲武堂的创办更离不开士官生的参与。虽然留日生的主要活动时间是清末到民初，但是直到抗战乃至三年内战的战场上，我们仍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百度文库《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2.杨宇霆，字邻葛，系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奉系军阀首领之一。奉天法库（今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兵工厂总办、奉军第三和第四军团司令、江苏军务督办、安国军参谋总长。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遭日本人暗算身亡。12月29日东北“易帜”，杨宇霆坚决反对，因此与张学良酿成新的矛盾。日本人也趁机利用正友本党和混迹东北的中国流氓处处诽谤杨宇霆，离间张杨关系。1929年1月10日晚，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被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在帅府会客厅东大厅（老虎厅）。
母亲
1932年农历6月9日（阳历7月12日），管德出生于北京。他的生身母亲叫管尹璿。管德记得，母亲的名字是父亲起的。
为什么父亲姓尹，而管德姓管呢？管德在一次谈话中讲道：
因为我的祖父姓管，但去世得早，祖母带着我父亲还有我的姑姑改嫁到尹家，所以父亲改姓尹。但父亲矢志要为管家续上家谱，所以他娶了两房妻子。一位为尹家接代，一位为管家传宗。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法律及其具体条文中也曾提及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废除封建婚姻制度等立法原则，但《民法·亲属编》并未明确写入这些原则，在其具体条文中又有不少规定和做法有违以上原则。因此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一夫多妻制是确实存在的，而这成全了尹凤鸣为管、尹两家传宗接代的夙愿。
在一些记述曾为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亦名蒋方震）（注）的史话里曾讲道：“这天，蒋百里的母亲和他的堂哥蒋方夔到了保定，原来，学校教官尹凤鸣（字晓岗）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蒋百里很器重他，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了他，老太太是来送亲的。”
第6章 家世与童年（2）
还有史料这样记载：“在蒋方震养病的第三星期，蒋太夫人带着她的侄孙女到保定送亲。原来，军校教官尹凤鸣（字晓岗）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蒋方震很器重他，就自作主张把侄女许配了他，蒋方震的堂兄蒋方夔陪送着太夫人由南方来到北方，她却不知道她的儿子有自杀殉职的这件事。”
蒋百里是民国时期的名人，与蔡锷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的毕业生。1912年12月15日，蒋百里以少将军衔接任保定军官学校第二任校长。因他锐意改革，大刀阔斧地整顿校务，遭到北京陆军部总长段祺瑞、军学司司长魏宗瀚（保定陆军预备大学堂毕业生，陆军中将）的阻挠和破坏，使他的报国之心受到极大伤害。1913年6月18日早晨6时多，蒋百里在尚武堂后厦的讲台上给军校的近两千名师生训话时开枪自杀明志，所幸未伤及要害。
上面摘引史话中所述，即蒋百里自戕后养伤期间与尹凤鸣有关的故事。
尹凤鸣与蒋百里侄女这一房妻子生的孩子姓尹，管德有一位尹姓大姐已经90多岁，至今健在。
管德的生母没有更多地受过教育，但却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他的父亲脾气暴躁，经常会因为一点小事大发雷霆，所以管德的记忆中，他和弟弟、妹妹小时候都很怕父亲，几乎不敢与父亲说话。直到上大学以后，他才和父亲有了一些交流。管德记得，父亲对孩子们发脾气的时候，母亲绝不干预。在他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个很贤惠的普通妇女，从没有与父亲争吵过。父亲暴怒之下拍桌子、摔板凳，母亲从来不回嘴，就只是静静地在一旁听着、看着。
作为一个曾经有过远大抱负的军人，面对纷纭世事，有心报国而无从效力，不甘蛰伏却寂寥独处，尹凤鸣内心深处的压抑、苦闷可想而知，为家中小事大发雷霆，实际上是一种积郁的宣泄，对此，作为妻子的管尹璿应该有更深刻的理解。
管德母亲识字不多，不能教他们兄妹读书识字，只是悉心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让他们吃饱穿暖。
尹凤鸣的两房妻子一直分住东、西院，尹家住西院，管家住东院，胡同很窄，两院同走一个大门，一大家人相处在一起，其乐融融。以后尹姓大姐结婚，去了杭州。1966年初，大姐把她的生身母亲接到了杭州。
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年）颁布，明确要废除旧的婚姻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保障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但尹凤鸣还是与两房妻子保持着婚姻关系，政府也没有干预，一直到他去世。
管德的母亲管尹璿1991年病逝，享年82岁。管德回忆：
我觉得母亲的病可能是肠子里面长瘤了，症状是肠梗阻。
家里找了一个比较有名的中医给她看，还有点见好。那时候她卧床不起，我们兄妹几人轮流服侍她。有一天轮到我的小弟弟陪她，给她吃了一点方便面，一下吃坏了，就再也不通了。那个大夫来的时候说：“我要骂你们，我告诉你们不能给硬的食物吃，要给她最软最软的东西，你们可倒好，给他吃最硬的东西。”
我分析母亲不治的原因是肠子里面长瘤，不是吃坏的。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注释：
蒋百里，原名蒋方震，字百里。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1905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步科第三期。在日本军校期间，蒋百里、蔡锷、张孝准被称为“中国三杰”。1906年留学德国。武昌起义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1913年6月18日早晨6时，天刚灰亮，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但奇迹般生还，并与养病期间看护他的日本女子佐藤屋登相好，后来佐藤屋登成为蒋百里的第二任妻子，改名蒋左梅。
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1923年同胡适组织新月社。1925年任吴佩孚部总参谋长。1933年赴日考察，认为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1936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倡议发展空军。1937年9月，他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大利、德国等国，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
蒋百里的三女儿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音域宽广优美，是德律风根公司的10年唱片签约歌手。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大宅院
管德的童年是在北京北新桥原王大人胡同（因明朝太监王承恩宅邸得名，现为北新桥三条）的一所宅院里度过的。
这所宅院是尹凤鸣购置的家产。管德还记得：
父亲对我讲过，在陆军被服厂任职的时候，他动了点脑子，经过套裁，一块布能多裁出好几套衣服。当时没什么公私之分，多裁出就算是他的，他的钱主要是在那个时期赚的。他当军官的时候赚的钱应该也不少，但他很不在意积攒，以后就没有了。买这些房子的钱全是在陆军被服厂任督办时赚的钱。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这是一所颇具规模的大宅院。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郊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史称“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1937年7月28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各部在北平郊外各战场上奋勇拼杀，伤亡惨重，被迫于当晚23时下令向保定方向突围。7月29日，北平沦陷。
管德回忆：
在我5岁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了北京，日满铁看中了这个院子，买了去。说是买，但肯定给的钱很少，因为从北新桥搬出后，父亲又找了一个地方，就在鼓楼东大街的草厂胡同，用日满铁给的这些钱在那儿建了一所比原先那个院落小得多的房子，结果最后连油漆的钱都不够了。草厂胡同的房子我们住了30年，盖房子的木料一直都是原木色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房产被没收，新住户进去以后，才将门窗、木柱等油漆了。所以我分析日满铁是讹了我们家，没有按应得价值给钱，那个时候我父亲也不能惹他们。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这里讲到的日满铁是对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这是1906年日本天皇下诏书成立的一个殖民机构，总部设在大连，表面上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但涉足于政治、军事、情报等领域，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也因此拥有极为显赫的权势。在偌大的北京城，能被日满铁看中，说明尹凤鸣购置的宅院不同一般。而挟占领者之威，没有无偿霸占，尽管利用强势“讹”了房价，非公平交易，但毕竟还是出了一笔钱，这也足以说明尹凤鸣影响之大。
管德还记得，在北平沦陷以后，母亲怕日本人发现家中保存的父亲在军队时的物品，把多套军装都烧掉了，还有一些铁的牌子，可能是肩章 、奖牌、胸徽之类的，一并销毁了。
自1932年也就是管德出生的那一年始，尹凤鸣即彻底脱离军界，此后从不参与国民党军政方面的事，也绝不与日本人打交道。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中有不少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寺内寿一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899年11月21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的第十一期步兵科（注）。但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8年中，尹凤鸣深居简出，从未与日本人来往，也从不议论时政。
管德回忆：
父亲每天就是养花，院子里养了很多花。在这一点上，他与吴佩孚不同。
1932年10月，吴佩孚离开成都，定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受到张学良的优待，以种花、养鸟、著作、研究佛学安度晚年。1935年，日本侵略者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1938年6月，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请他出来当官，他也不答应。吴佩孚在北京常发感慨，曾通电声讨溥仪充当伪满傀儡，拒绝日伪拉他下水。
1939年12月4日，因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看病的时候，日本牙医受日本特务土肥原指使，一刀就把他给切死了。
第7章 家世与童年（3）
父亲就只是侍弄花草，他什么也不说，照理说他和有权有势的当政者关系都很近，但他不联系，也不评论，对政治就是躲开不管。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的一个亲戚来我们家，教几个小孩唱吴佩孚写的反对日本人的歌，父亲听见以后马上制止说：“你们别唱了。”
他就是不招惹这些是非。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注释：
1874年，根据《陆军士官学校条例》正式建立陆军士官学校后，该校招生对象、专业设置和学制几经改革。1875年，第一期学员入学，招生对象为初中毕业生，学制3年，下设步、骑、炮、工4个专业，至1887年共招收11期，培养军官1285名。1889年，该校进行教学改革，实行士官候补生制度，招生对象改为高中毕业生，截至1945年共招收61期。从清政府派出留日武备生赴日进该校学习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计有29期，其排序另列，不按该校届期系列。
在家上小学、初中
北京自1937年沦陷，被日本侵略者统治了8年。而这一段时间，正是管德和他的妹妹、弟弟从启蒙到读完初中的年龄。
管德的启蒙老师是父亲。开始是认方块字，一个铁盒子里放着父亲在白纸上亲笔写成的卡片，50个字一包。管德记得父亲的要求是每天要念会三四个字，一直认到4000个字算结束。教他认识4000字以后，父亲认为自己当兵出身，教数理化包括古文等专业知识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于是聘请家庭教师，让孩子们在家里读书。家庭教师一共有5位，分别教国文、英语、历史与地理以及数理化，还有一位书法教师，教孩子们写毛笔字。
父亲没有对孩子们解释过为什么不让他们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到外面的学校读书，但聪明的孩子们随着年龄增长慢慢地明白了，父亲是不愿意他们上日本人管辖下的学校。
在家念书，5位老师负责教3个学生——管德和已到启蒙年龄的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兄妹3人学习程度不一，上课的时间有时会错开。每天来一位老师，讲授一门功课。在这种几乎是一对一的讲课方式下，几个孩子不能不认真学习。在家中上学没有什么考试，有时老师会问一些问题，学生要答得出。
管德的书法很好，是从小打下的基础。那时书法老师每天布置的作业是写9个大楷、3行小楷。老师不来也必须写，写好交给老师批阅，写得好就用红笔画圈。
管德到现在还记得，教古文的老师姓童，是晚清的贡生。按照清朝定制，各省学政在乡试录取名单外可增列落榜优秀考生的名单，推荐进入国子监读书肄业，称为副榜贡生，简称副贡。也就是考举人没有考取，但还算是比较优秀的，作为人才选拔出来贡献给朝廷，所以那时候也叫拔贡。这位童先生就是举人没有考取，但被选为副榜贡生的。
管德回忆：
这位童先生讲书比较有意思，完全凭自己的感觉。念《孟子》的时候没有什么特殊，就是一句一句读、一句一句讲。但读《古文观止》就不一样，他专挑自己欣赏的文章 教。他认为好的文章 ，就在书上用朱砂笔拼命画圈，一讲起来摇头晃脑，连声赞叹，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
历史、地理老师讲得就比较平淡。英语老师就是叫我们背单词、句子。我们学的都不是很用功。
教英语的老师跟教史地的老师两个人是夫妻。有一天教史地的老师突发奇想，叫我背几个英语单词给他听，我一个也没背出来，他回去就告诉老婆说：“他的英语单词可全忘了。”第二天英语老师来了就批评我：“你怎么全都背不出来？”
那时学英语就是要背，英语老师很厉害，来了就是要背单词，一天教不了几个新词汇。上课用的有一本书，好像是从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的，就念这本书。念书倒没什么，就是背单词比较厉害，背不出来不行。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虽然管德这样讲自己小时候接受的英语教育，但在家里的这几年学习还是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1年，他受邀在由德国航空航天学会组织，法国航空航天学会、英国皇家航空学会和美国航空航天学会联合举办的国际气动弹性力学和结构动力学论坛上发表他的《不同的颤振主动抑制控制律的分析和风洞试验》技术报告，邀请函中有一个说明，其中写道：“English will be the off icial language at the forum.There will be no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during the sessions.”意为：英语为论坛的官方语言，会议期间将不会有同声翻译。管德只身参加论坛，不仅在会上用英语演讲，还有大量参会代表、专家之间的交流讨论，足见其英语水平之高。从管德以后的学校教育情况看，他的英语口语能力与小时候的英语学习应该不无关系。
在父亲安排的这几门课中，管德比较喜欢古文，因为在几位老师中，他很喜欢讲古文的老师。他记得这位童先生抽烟抽得很厉害。当时较高档的香烟是筒装的，也叫听装，一筒50支。开始家里准备的是满满一筒，童先生一来，一筒烟还不够抽。后来就去掉一半，让他有烟抽就行了。
以后，这位童先生在日本人那里找了份差事，辞去了在管德家做家庭教师的工作。管德听到父亲说：“别看他在日本人那儿找了份差事，但高兴不了多久，最多半年，日本就该不行了。”父亲表面上每天就只是侍弄花草，其实对时局变化是非常关注的。父亲的判断是这位童先生最多干半年，日本人就该垮台了。果不其然，半年不到，日本人投降了。
这所特殊的家庭学校一直办到1945年，那一年8月15日的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以侵略者的彻底失败告终。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管德也在家里完成了从小学到初中的学业。
弟弟妹妹
管德有一个妹妹、三个弟弟。
在迁至鼓楼东大街的草厂胡同以后，新宅子的邻居是开钱庄的，家中很富有。管德记得，邻居家院里种着一棵枣树，长得枝叶茂盛。每到大枣成熟季节，结满红枣的树枝会延伸过院墙，他和弟弟就会用长长的竹竿打枣吃。管德说：“小弟更淘气，隔墙往人家院子里扔小砖头，有一次把人家窗玻璃都砸破了。”
尽管换了一个院落，还是有很大的空地由着管德和弟弟、妹妹淘气。
管德回忆：
我们小的时候，父母都不太管，就让我们到处乱跑。我们住的院子很大，房子旁边有一块大空地，中间还堆了一个土山，我们经常跑到土山上往院墙外面看。那个土山跟墙差不多高，院落大，贼进来都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几个孩子玩的游戏没有共同的。我喜欢的是在院子里放风筝，线很长，放得很高很高。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与管德一起在家读书的大妹妹名叫管馨，以后也考进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但后来改做行政工作，担任了水利系的人事科长。她的丈夫刘亶仁为清华大学的教授。
大弟弟管宁没有考高中，原因并非学习成绩问题，而是解放初期讲思想进步，要赶快参加工作、报效祖国，所以大弟弟不上高中而要去上中专，考取了当时很出名的一个工业学校，毕业后与妻子一起进入中国林业科学院。
二弟弟管诚在报考大学时第一志愿是中国科技大学。那是我国为实施“两弹一星”战略而创建的一所新型理工类大学，源于钱学森提议的“星际宇航学院”，1958年9月创建于北京，首任校长由郭沫若兼任。那时正值对考生政治条件要求十分苛刻的年代，而这所学校的政治审查又是严上加严。尽管姐姐管馨曾经在招生办看到了弟弟的高考成绩完全符合中国科技大学的招收分数，但中国科技大学还是将管诚拒之门外。管诚的第二志愿是清华大学，对于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显然不会录取将自己排在第二位的学生。结果，一位高考成绩十分优秀的学生，被分派到了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管诚曾在和平里中学任教。
管宁、管诚现在都已移居加拿大温哥华。
管德最小的弟弟管靖考大学的时候，对政治条件又不那么苛求了，所以他很顺利地考入北京大学，以后读到研究生毕业。
由于年事已高，目前兄弟之间过往不是十分密切，只能是逢年过节聚会一次。
管德尹姓的大姐目前居住在杭州，年过九旬。她生有７个孩子。大姐夫很早去世，但外甥和外甥女非常孝敬母亲，每天有人轮流在大姐身边服侍。
第8章 高中时期
北京第五中学
1945年，日本投降，管德可以出去上学了。教历史、地理的老师在北京五中任教，向管德建议说，你就考五中的高中吧。
北京五中始建于1928年5月，原址方家胡同，1945年9月1日抗日战争胜利后，迁至细管胡同13号，也就是现在的校址，该处原为侵华日军城北国民小学。管德觉得高中的入学考试很容易，
他被五中录取时，初中部有学生306人，高中部160人。
进入高中以后，一个班约40余名学生，多数同学是循规蹈矩的。而管德显然缺乏正规小学、初中课堂学习培养的习惯。在学校，他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与一些在老师眼中调皮捣蛋的同学一起玩耍、嬉戏。
他回忆：
高中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和自己接触多的这些同学考试时都会作弊、打小抄。那要会抄，事先要做好备抄的东西，考场上偷偷地抄，得有技巧，要知道怎么抄才不会被监考老师发现。
我不会，老师在教室里转来转去，一旦发现有学生作弊就赶出考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抄，所以第一年考试成绩很不好，不是甲是乙。那个时候不是百分制，也不是五分制，考试成绩分甲、乙、丙三等。我得乙，回家后父亲当然不干，会对我发脾气。
后来我发现用功、背书并不那么困难，背书比抄书省事，考试作弊老有同学挨抓，而背书对自己来说更容易，心里也踏实；所以从高中二年级开始，我就开始努力学习了，自己的功课一下子就跃居全班第一了。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聪明的管德虽然考试成绩全班第一，但课余时间还总是与原先的那些玩伴在一起。从管德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调皮得确实有点出格：
那时中学有立体几何，大家都知道大学入学考试不考这门课，所以就不愿意学。虽然不愿意学，但不去上课不行，要点名。我们这几个同学上立体几何的时候，按时进教室，老师点名以后，就都翻窗户跑到阳台上了。
我们教室窗外是阳台，摆着一排椅子，我们就在外面坐着聊大天。看我们这样，老师只能装看不见，因为他知道这门课大学入学考试不考，所以学生自然也就不愿意学。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高中时期一个班里的同学经常会分伙结伴，管德也不例外。一些自认为是好好念书的同学结成一伙，与管德要好的同学成为另一伙。但管德学习成绩好，考试分数总是全班第一，管德的小伙伴经常会比其他同学更有自豪感——全班学习最好的是我们一伙儿的，你们再怎么样也不行。
在高中阶段，管德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父亲不让他中午回家吃饭，要他在学校吃。
细管胡同与草厂胡同相距不远，按现在的公交线路，除去步行到车站的距离，也就是一站路。因为都是就近读书的学生，所以学校并没有让学生在校吃午饭的安排，没有同学带饭，学校也就不用为学生热饭创造条件。
管德回忆：
在哪儿吃呢？就在街上的小饭铺里吃。
开始是在北新桥南边，学校离那家饭店近，是一家比较像样的饭馆，吃得太好了，但很贵，一次就把钱全吃没了。后来才知道附近还有一些饭铺，我还记得是在过了北新桥十字路口路东，卖炸酱面什么的，从这里我懂得了吃北京斤饼、斤面，上高中三年就全吃的是这个，不回家吃。那时候不兴带饭，学校没地方给你热。
这是我父亲的主意，其实我何尝不想回去吃？学校离我们住在鼓楼草厂胡同的家不算远，中午那么长时间，完全可以回家吃午饭，但父亲就是不让，必须在外面吃。
餐费钱是母亲给，给多少钱，父亲不管，他就是认为这样对我比较有好处，说中午何必来回跑。那个时候我们家不是很富裕。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管德的父亲尹凤鸣1890年出生，1909年即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年19岁。按照规定，凡中国学生，须先进入日本的振武学堂学习，毕业后获得日本士官候补生的资格，再到日本军队见习一年，合格的才能进入士官学校正式学习，所以父亲赴日学习的年龄至少还要向前推两年以上，也就是17岁左右，这正是管德上高中的年龄。父亲应该是考虑到管德初中以前一直在家中念书，而男孩子应早日走向社会，不应过多依赖家庭，为培养他独立生活的能力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初涉政治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书记长。中央团部下设支团部、区团部、分团部、区队、分队等组织。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奉行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三青团的许多组织在特务分子控制下，成为国民党反共的工具。为加快扩大组织，在学校、机关、团体，到处出现了“集体入团”“举手入团”等现象。
抗战胜利的五中，在校生集体加入了三青团，但管德没有参加。他回忆：
这事就说不清了。在大学政治审查的时候，组织上讲，你们五中所有的学生都参加了三青团，你肯定也是。我说，他们参加三青团的时候我还没去，到我去的时候他们都入完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没入。以后查了好长时间，因为他们所有的印象就是我们这一班全都是三青团。
我们班的同学都是初中升上去的，我是从外面考进去的，是后来去的。所以这个事查了好长时间，找证人，一般证人的印象都是我们一个班全都加入了三青团，后来不知道找到什么人取证，证词和我说的一样：“他来得晚，我们都入完了他才来的，所以就他没有参加三青团”。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此事又被重提，管德再一次接受审查并被限制不能回家。好在这本不是问题，最后总算搞清楚了。
走出家门时间不长的管德，在高中学习时期开始接触到政治。在高中临毕业的时候，又一件更显政治严肃性的事件牵扯到他。
还有一件出格的事。有几个同学办了一个壁报，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学生姓倪，不是我们这一伙儿里的。他就对我说，我们办一个壁报，你写一篇稿子吧，我就写了。文章 中我倒没说什么错话。后来学校方面说那个壁报反对共产党，这就是大问题了，甚至于影响到涉及此事的同学不能毕业了。开始很严重，是反对共产党的性质。
这个被叫做“新潮事件”，因为壁报叫“新潮”，他们几个同学还搞了个“新潮社”。那时北京刚解放，学校的秩序还没完全正规起来，他们几个同学就自发组织这么一个结社。当时在学校里面这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事件。
后来我就没什么事了，组织社团的同学也没事了，那些老师也没兴趣了。但开始时闹得很厉害，我看那个架势是要给开除处分的。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和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当时相当多的高中学生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很成熟，有的学生开始需要自主表达政治诉求，所以会自发结社，成立组织。与这些同学相比，管德的思想比较单纯，对于当时学校里的政治活动，他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
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解放，原来学校的训育主任是很好的一个老头，以后来了一个国民党特务，把他换掉了。那些特务活动就多起来了，都是偷偷摸摸的，而且对进步学生管得也比较多了，我们都知道新来的训育主任是特务。到北京解放的时候就看不到他了。
我记得还有一次（那时已经解放了），一帮学生敲锣打鼓，围着操场走，是为了反对什么搞的带有游行示威性质的活动。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就在这一年，管德高中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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